胡晓霞梦里,依稀是幼年上学的路上,我和几个小伙伴一起,每人臂弯里提一条没有上漆的木板凳,背上的书包随我们晃动的小身躯跳跃。我俯下身子,猛地发现自己光着脚丫,那个铁铃铛马上就要敲响,我心里既焦急,又羞愧,使劲地睁大眼睛,不愿意一次又一次地在这混乱的梦境里徘徊。终于,我挣脱了梦境,醒了。那些过去的影像,时常从我记忆的大仓库里揪出来,翻开层层叠叠的往事,渐渐地苏醒。它带着时代的烙印,穿越时空的长廊,越来越清晰地呈现于眼前。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刚满六岁,就读于荆石小学的学前班。那时的小学堂都办有学前班。我们班上的孩子都需要自带一条小板凳去学校,一学期完成后,再将板凳带回家。教室的左手边是卫生室、打米场,右手边才是教室。课桌,学校里是有的,缺胳膊断腿的一次又一次修理。不需要修理的,也很破旧,不是挨了刀伤,就是挨了笔伤。至于其它年级需不需要学生带凳子,我的记忆里搜寻不到答案。只记得,学前班的教室里摆满了高矮不一、颜色各异的板凳。当时,乡村学校的同学还挺多,坐满了整间教室。老师从过道穿过,都得侧着身。读一年级时,我们就不用带板凳了。后来,一直没再带过凳子去学校。几次听高年级的同学说,我们学校大多数教室都是危房,很快就有新教室了。当时,我对于危房没有什么概念。只看见,有几间土砖教室的外墙都开了缝。刮风下雨的时候,满经沧桑的教室在狂风暴雨中更是摇摇欲坠。于是,学校只得放假。这些房子并不成群,三三两两坐落在操场的东南方向。有几个年级是借附近的民房作为教室的。我们上的一年级上册、三年级、五年级、六年级全都是借学校附近的民房读书。四年级时,四五六年级以及老师的办公室连成一片,四年级教室的土砖外墙开了裂,像眯成一线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这个神奇的世界。教室的左边有一棵高大的水桐树,粗壮的主干,花开时一树白喇叭,绿叶飘散的时节,勤劳的人们扛起一个背篓,拾起水桐叶,猪们可以大饱口福。水桐树见证了这所小学的繁荣与衰败,喧闹与宁静。刚入学不久的小男孩,调皮捣蛋的会去掀女同学的花裙子,那双探索世界的眼睛,闪烁着疑惑。老师严厉的目光、大声地训斥。于是,小同学懂得了“男女有别”,待人要有礼。“叮当、叮当”的铃声响得有些粗狂,有些急切,带着权威,在操场上回荡,在风雨中飘摇。同学们听到上课铃声,拔腿往教室方向疯跑。我们小学的铃铛非常特别,它悬挂在老师办公室前的石柱上,是一块圆形废铁,它全身铁锈,满目沧桑。不知道,老师们是从老乡家里还是打铁师傅那儿寻来了这样一块宝贝,便成了我们的上课铃铛。没有专门敲铃的老师,老师们轮流举起小铁锤敲击着铁铃铛。铁锤撞击废铁的声音,低沉而沙哑,带着粗狂,好似一个感冒的中年男子。下课铃,敲得舒缓,透出欢畅,宛若我们温和端庄的班主任李老师。上课铃,敲得急切,透出急躁,就像我们严肃苛刻的数学老师聂老师。铃声的大小、急缓,除了由同学们的心境决定外,主要是由敲铃老师的性格控制的。在前面的文章里,我专门写过一篇关于李老师的文字——《师爱》,这里就不展开叙述了。数学老师聂老师是一位时常板着脸孔,教学严厉,性格暴躁的老师。聂老师也爱笑,但是笑中带着牵强,带着僵硬。当时,聂老师上了五十岁了,寸头上夹杂着许多根银丝。不怀疑,这也是一位对工作极其认真负责的好老师。可是,当时作为好学生的我,一遇到上他的课就战战兢兢,生怕回答不出问题,生怕吃鞭子。那些成绩差的同学,可想而知。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回忆起聂老师,他的教育方式我仍不敢苟同。气愤和埋怨是没有的,但我诉说的心情越来越沉重。“难道,我不懂得一点感恩之心?”我自问。聂老师对同学们非常用心,不用怀疑。抖开我的记忆,印象最深刻的却是那几记响亮的耳光。聂老师教我们小学数学三年,从四年级直至小学毕业。不受鞭教,不吃耳光的孩子,大概只有我们班主任李老师的儿子诗咏同学了。那一天,我莫名其妙挨了聂老师一顿打。这是我读书生涯中第二次挨打,第一次也是聂老师。第一次的记忆很模糊,也许只是因为做错了题,被老师用教鞭打了手心。在我的记忆里,我的父母从来没有对我动过手,之前之后也没有老师对我动过粗。那天的课堂上,聂老师布置我们在数学基础训练上完成单元测试。基础训练发下来,聂老师在教室踱步,检查同学们测试的情况。有几个同学,已经招他骂了。我感觉这次的测试有点难,题目答得有点乱。我勾着头,缩着脖子,怕被聂老师发现。运气真不好,这时,聂老师走到我身边来了。他在我身边停留了数秒,发现了我的错误答案。“啪”一个响亮的耳光落到了我脸上。“这样简单的题都不会做。”聂老师咬牙切齿,一副恨铁不成钢的凶狠模样。我被打得发懵,还来不及去抚摸发麻的脸,“啪啪”连续又是两个耳光落在我的脸上。“练习册画得这么脏。”又是一阵大声训斥的声音。我看着基础训练页面上一道道红杠,横七竖八地交错,准是同学之间交换改测试题时被哪位调皮的同学划上的。我的脸滚烫滚烫的,也不和老师解释,更没有争辩。那期的期末考试,我们班级的语文和数学成绩都是学区第一名。那一次考试,我考了班级第一名,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五年级上学期。这是唯一的一次,我考了班级第一。我们班从四年级至六年级,在李老师和聂老师的带领下倒是期期是学区第一。老师的耳光让我在二十年后依然记忆犹新。伤害是有的,气愤和恨意却是没有的。如今,学校里很难遇上这么负责,脾气又这么暴躁的老师了。偶尔的,天气晴好的日子,铁铃铛背后,会传出悦耳的琴声,穿透土砖办公室,像一个俏皮的精灵跃入每一双小耳朵,曲目一般是《北京的金山上》《世上只有妈妈好》。无数双好奇的小眼睛瞪得圆圆的,爬在窗台上,透过窗棂,里面有一个最时髦的玩意儿正发出愉悦的声响。漂亮的女老师,双脚踩在踏板上,十指纤纤,抚弄琴键。一旁欣赏的老师,闭着眼睛,手指轻击桌面和着节拍,沉醉在这一片优美、雅致笼罩的情境中。几个学期后,铁铃铛换成了铜铃,退出了历史舞台。铜铃不再需要铁锤的敲击,只需轻轻地摇动,便发出“叮当叮当”清脆的声响。小学七年(包括学前班),我们大半的时间借民房作教室。七年后,我们离开了学校。又过了几年,危房学校也终于彻底告别了历史舞台。回想起来,那却是我们一生中最快乐、最难忘的时光。
作者:胡晓霞,网名,移云藏月,80后,双峰县梓门桥镇人。虔诚的文字追随者。本文系作者投稿,配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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