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十字会爱心工程——胡大一志愿服务队”从年起步，医院专家、教授等无偿到基层服务。这一活动由我发起，我对它倾注了更多的感情，也寄予更多的期望。在我心里，“爱心工程”医疗服务队是一支流动的救治站，是帮扶基层医生的培训点，也是一个传播健康知识的科普队伍。
我为什么会发起“爱心工程”？我想，这要从我和母亲两代人的心愿说起。
志愿服务是我和母亲两代人的心愿
做志愿者是我们母子两代人的心愿。我母亲做了一辈子妇产科医生，退休后一直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每周工作6天。我到她的门诊去过几次，来找她看病的患者很多。母亲说过，“做志愿者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当年河南有媒体报道她是“最年长的青年志愿者”。
我有着深深的西部情结，对农村、对基层有着深厚的感情，这和我的成长经历有关。我读着毛主席“六二六指示”走进北京医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当年毛主席讲“把医疗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因此有了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这样的创举。在入学教育中，老师们都是用在农村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对我们进行教育的。当年，学习雷锋，学习白求恩，学习《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的互助互爱精神，这些年轻时形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我的一生都有深深地影响。
我上大学期间，一直都是在农村和生产大队、生产队里培养赤脚医生，建设合作医疗站。我在自己身上扎针灸，也“感受”了农药“敌百虫”的驱蛔虫效果（因为当时没有驱蛔虫药，患者服用“敌百虫”驱虫，吃到头晕了就知道剂量大了）。我们经常背个药篓子上山采药，那时候我能认识余种中草药。合作医疗站很简陋，搭个塑料棚子开展剖腹产、阑尾炎、疝气手术。我们夜里还背个药箱翻山越岭去老乡家看病。
那个时候很少有冠心病患者，大多是胆道蛔虫病、敌敌畏中*、中*性痢疾，或者是风湿性瓣膜病、心力衰竭等病人。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但我们用相对较少的费用解决了农村大多数人的医疗保障，实现了医疗的基本公平。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开始从事医疗工作。当时周总理曾选派四支医疗队支援老少边穷地区。这四支医疗队第一个是西藏阿里医疗队，第二个是西双版纳医疗队，第三个是河西走廊医疗队，第四个是延安医疗队。我参加了两支：一是河西走廊医疗队，我们几乎步行拉练走完了河西走廊全程；二是阿里医疗队，阿里当时被称为“屋脊的屋脊，雪域的雪域，高原的高原”。在阿里，我深刻理解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精神，这是当年阿里解放*和医疗队的精神支柱。
回到大城市后，我埋头做了很多年的研究，没有再到乡下去。后来有段时间再下乡，发现农村的医疗卫生机构没有了，只剩下破屋子，检验科、放射科只剩门牌，设备都没有了。当时，从基层医疗建设的持续性发展考虑，我认为这种状况让人很揪心。这些生活在农村的病人该由谁来提供治疗和服务？
“百科全书”掀开了基层医疗痛点
对基层医疗建设的忧虑一直搁置在我的心中。在-年期间，我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