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一般人的说法，心理健康就是没有心理问题，有了心理问题就是不健康的，换言之，心理健康和心理问题之间存在着一条截然的界限。因此，利用心理学理论分析人的言行，判断人的心理、定义、解释、解决人的心理问题，让人生活在一个没有心理问题的健康状态中，就似乎成为了正确、崇高、神圣而不可反驳的“王道”。因此西方的心理诊断标准、治疗技术和各种“心理疾病”的专业术语如潮水般席卷全球，涌进国门。然而人是鲜活的个体，生活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人的心理并非是处在非黑即白的状态中。带着这个思路，我思索着、探寻着……
我曾经论述过“流行价值观”是造成当下的心理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医院精神心理治疗师李诚说：“心理疾病不能脱离社会背景单独存在。”精神病理学家许又新先生认为：“对精神障碍的考察和研究离不开文化史的视角。”
因此思考当下的心理问题时，不能脱离当下社会背景及文化去孤立的找原因，如脱离这两者去做理论，其理论就容易出现执傲，偏离客观，也可能给他人造成新的问题。当下国内流行的绝大多数心理学理论和咨询技术，都是西方的舶来品，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检验、修改、突破，即便是本土的心理学理论和咨询技术，也需要时间的实践验证。因为任何一种事物既能带来正性，也有可能带来负性。下面我想谈谈一些人是如何利用西方的心理学理论，制造自己想要的问题的。
第一点，在最亲密的关系中制造、定义问题。
比如“原生家庭理论”最早由美国的莫雷·鲍恩提出，本意是让心理工作者保持中立的原则，协助来访者去理解在家庭中的关系和情绪上的纠结，不是去对家庭进行刨根问底。值得指出的是鲍恩先生是以美国文化价值理解的原生家庭，而且原生家庭也并不是因果关系。但国内有些人把“原生家庭论”作为了一种绝对化的因果关系来理解家庭，从而形成其中不少观点与中国的传统家庭教育是向背的。
曾记得几年前有人士提出“天下父母皆祸害”、“孩子的问题都是父母的问题”、“孩子的一切问题都来源于原生家庭”等绝对化观点。因为孩子是父母所生所养，这一下让很多人茫然地被套入其中不知所措。其实已有不少咨询师在实践中发现，有些来访者就因读了原生家庭论的相关书籍，或听取该类的宣传后，与家庭的对立更加严重。如果把“原生家庭论”作为一种因果关系的话，需要反思的地方太多。
如心理学家马斯洛的母亲性格粗暴，时常当着他的面打死小动物，然而这样一个不幸的原生家庭中，马斯洛为何又如此优秀呢？现实中即使家庭一对夫妻生几个孩子，每个孩子的性格、人格都不同，并且在社会上取得的成绩也不同。也有人把离婚家庭定义为“不完整家庭”又称“单亲家庭”，人为的把它定义成有缺陷的家庭，换言之单身家庭的孩子活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中,便是有问题的。然而中国古代的孔子、孟子，及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等，都是在单亲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优秀人物。这些都说明不能把“原生家庭论”作为因果关系来结论。因为人是有自我功能的个体。
西方家庭教育主张个人主义，性格张扬，辈份平等。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主张，集体主义，性格谦虚本分，尊老爱幼，辈份有高低，而且为了家庭的利益在必要时需要个人做出一定牺牲的。在与孩子的关系上，中国家庭所付出的精力和物力远远超过西方家庭。一个孩子的受教育费用主要是家庭承担，而孩子成人后如结婚、买房主要也是靠父母的积蓄支撑。在这样一个连襟的家庭关系里，如我们全照搬西方的心理学观点作为标准去剖析自己的家庭，是否真的客观呢？
有学者认为：“原生家庭论”的引入，是企图在中国家庭中设置人际界限，从而挑战长久存在于中国家庭中的集体模式。因为在最亲密的人际关系间是最容易找出问题的，因为不适合你的都可以定义为问题，唯一没有问题的就是跟你没有关系的。在最亲密的人际关系间，不断地去按西方文化价值建构起来的原生家庭论为标准，深挖、定义中国家庭中存在着各种的问题，并试图以这种方式重构家庭关系，这种模式真的适合于中国的家庭教育吗？结论或许为时尚早。当下如果按漫天宣导的原生家庭论来看，绝大多数家庭都被定义出了各种问题。
第二点，利用文化的差异，制造、定义问题。
每一个民族的精神心理离不开它原有的文化塑造，情绪表达和行为的不同，不一定等于是问题。
“西方人讲自体心理学，这或许是一种变相的文化殖民。（陈灿锐：心理学家）”
比如中国人时常说:“这个孩子好可怜，我心疼。”而这个“心疼”对于西方人来说很难理解。
又如西方人对自己的父母通常直呼其名，而中国人直呼父母的名字是对父母的极其不尊重。国内有些电视剧为了赶时髦，在设置剧中的人物对话中也有让孩子直呼父母的名字的场景来吸引观众。甚至有一些关于家庭教育的节目中，有个别的心理教育者，也在传授这样的语境，认为这是父母与孩子的平等对话，有利于改善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其实这是把西方的人文价值移植到中国的人文中，这本身就是创造冲突或制造问题。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虽然我们天天看似用着自己的文化，其实只不过是用着中国言语讲述着西方的社会价值观、社会礼仪、文化教育和个人言行，这都是在导向以西方价值为标准，这必然会和长久根植在我们深层的民族文化中的集体潜意识发生对立和冲突，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制造出新的心理问题。
“在西方文化中，重视自主性和边界，因此紧密的亲子关系被看作是有问题。而在中国文化中紧密的亲子关系是可以被接受的，直到孩子成年这种亲密关系一直都在（曾文星、精神病理学家）。”
再如一个人为了和他人搞好关系，可能会习惯说一些漂亮、好听的话，这却会被某些心理学人士按西方的心理学标准，判定为偏离了正常人格的“讨好性人格”，需要疗愈。而在中国的文化里顶多称为“拍马屁”、“好奉承他人”，是和他人交际的一种正常现象。当某一行为在社会群体中都认为是正常的时候，人的言行和心理状态就相对自然正常，如一旦被定义为有问题的时候，人的心理就自然向有问题的方向转变，也觉得符合被他人诊断为“问题”。心理学家沃特斯认为：“任何其他心理疾病一样，一分一毫都脱离不开文化信息和文化期待的影响与塑造。”他进一步认为全球的心理疾病都在一步步被西方同植化。
西方主流心理学把哀伤归入精神心理疾病，并为哀伤设定了诊断标准“PGD”，只要符合该标准就需要治疗，然而心理学家和田香织就指出：“PGD的产生并非基于科学发现…..PGD的诊断代表了主流心理学理论的核心，即倾向于将偏离西方文化规范的行为视为‘不健康’。”她毫不回避的指出这种诊断标准存在着利益纠葛，而且世界上关于通过用西方的PGD心理测量表，几分钟就测量出一个人的心理情况是否具有科学性、客观性，在业内一直就备受争议。况且在哀伤的处理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方法。
香港中文大学做过脑电波实验，当人读英文时的脑电波反应和看中国汉字时的脑电波反应是不一样的（心理学家徐均）。既然反应不一样，那么情感上的感受也会有不一样的。
第三点，把人的偏好情绪、行为定义成问题。
比如一个男孩喜欢妈妈多一些，喜欢爸爸少一些，就有人按西方的心理学理论，把该男孩定义为有“恋母情结”。人的喜好本身就是一个很正常的情绪行为，一旦把它定义成有某种问题的心理时，也许真的会变成了心理问题，即所谓的“诱导陷阱”。因为人往往就会去想，我喜欢妈妈多一些，那我会不会是“恋母情结”的人呢？
约瑟夫·伍迪斯（佛洛伊德分析的片段）一书的作者曾说：“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制造了许多他的病人。”他进一步指出，“精神分析学说作为一种对人生的特殊性理解和解释，但不能作为因果性说明。”
精神分析假设了心理模型，但模型中的心理冲突产生的痛苦不一定就是问题。曾一度有精神分析家把具有创造力的作家称为“歇斯底里患者”说他们虽有创造力，但并不健康，其实这是一种偏见。因为心理学家也属具有创造力的人。许有新先生说得好：“同样是痛苦的心理冲突，因痛苦而并发哲学、科学或文化艺术的火花是异常的好，因痛苦而多年无所作为则是异常的不可取。”（歇斯底里：一般指受到刺激后情绪失常。）
著名的心理学家吕坤维先生谈到：“西方的心理学将情绪/情感视为扰乱之力，认为需要用认知和理性加之调控。与前者相反，中国文化中认为人类有感生情的能力是一种积极的素质，应通过延展意识将之强化。”
人的一生都会经历酸、甜、苦、辣、喜、怒、哀、乐，而“苦”属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为磨练一个人心智成长的最佳良方，所以古人有云：“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然而在西方心理学的定义下，如果现在有人“悬梁刺股”读书学习，一定会被有些人定义为有心理问题的“自虐”。
第四点流行文化教育，无意识制造新的问题。
时下流行的各类心理学教育，如“家庭教育”、“优秀孩子培养基地”、“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家长”、“精英教育”等……都是流行的文化教育范畴。其实处处渗透着西方心理文化价值导向，使很多家庭自认为不符合这个标准而有问题，从而纷纷参与这样的流行文化教育中。出现这样的原因，是当下人们对自我主体文化的不清晰、不信任、断层、或重大缺失引起的迷茫、焦虑，只能在西方文化中寻找替代物解渴充饥。也就是在西方文化的盛势同植下，建构了当下普遍问题的心理现象。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指出“社会民族文化在经历社会上广泛的焦虑和冲突时，就特别容易被新的心理学左右。”
因此这些带着浓厚的西方文化价值的心理学理论的流行教育模式的兴起，从某种形式上说就是把中国文化修改成更倾向于西方文化价值标准的教育载体，这将无形的让受教育者与本身固有的文化主体形成一个冲突、脱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将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制造着问题，又为以后的心理冲突埋下更深的伏笔。
著名心理学家、中国心理学会前理事韩布新忧心的说道：“集体潜意识断了联结，家风失去传承，就会出问题。”
第五点西方心理疾病术语的泛化使用，制造新的问题。
在现实中有非常多的关于心理学的节目，如电影、电视剧、心理访谈、人格教育……这些节目中用到了很多西方心理疾病术语，甚至一些节目为了吸引眼球获得利益，他们的行为过程往往是违背伦理的。
人类学者安孟竹指出，“自传式、忏悔式的谈话节目的流行让许多心理学和精神病术语进入了普通人的生活，制造了新的‘痛苦习语’。”当很多普通人拿着这些术语标准诊断着他人和自己时，就有可能无意识的制造了问题，因为心理往往有被暗示的可能性。夏林清先生说：“全球化倾销式的错置已带来了心理学‘应用’的泛滥灾情。”（夏林清：哈佛大学心理咨询博士）
就中国而言，现代社会的发展使人拥有了更多的自由、自主的去追求、享受自己的生活，追求不同类别的文化，然而在这些追求中却又无意识造成了，对本身固有文化的不信任、断层，在过多片面化的接纳西方文化价值观后，却又直接或间接的引发了诸多的问题。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嘲道：“文明构成了有利于疯癫发展的环境”意思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却又不间断地制造了更多的精神病人。分析心理学开创者荣格曾道：“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人性的丧失。”西方的实验心理学带来的理性逐渐剥脱了人的灵性，把人当成了动物，然而人是有精神的个体。
是否能让人永远生活在一个没有心理问题的状态中，这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如说一定要去划一个界限，我认为一个人无论引发了自己的什么情绪，只要他能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不影响自己的生活，那么他就是没有问题的。如非要把一些喜、怒、哀、乐的内在情绪或不同于西方文化价值认同的言行就定义为问题的话，那也许是没问题而制造问题。
在本文接近尾声时再次对心理学流派的理论提出几点反思建议:
(1)理解事物并非只有唯一的正确途径。
(2)需明白任何人的理解思维都存在局限,或盲区。
(3)理解是一个循环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当下即便是正确的，但并非就是最高点。
(4)每个人和每个家庭都是生存在不同条件下的个体，不能用统一标准来对待。
(5)由于人生是开放性的,需要一生来解答，所以不要把当下的理论作为绝对的因果关系。
西方心理学的引进也许让人用了不一样的视角去理解当下的心理问题，但如果按绝对的因果关系来应用，或许就是制造当下或未来的问题。因此，在吸取西方心理学经验的同时，需要有鉴别力、反思力、改造力，同时也要在自己的主体文化中，发现精华、提炼精华、发扬精华、创造精华，这样才能让人不浮躁而平静地看待生活、对待生活、友爱他人和自己。
我的老师常说，看任何问题最好带着哲学的眼光。毛泽东先生在《矛盾论》一文中指出：“任何事物都在矛盾中发展”，所以作为心理工作者,在以西方心理学为标准的浪潮中，既需要有良知、反思、又要有创新……
参考数据：
《浅释流行价值观》之一、之二，曾红兵著-百度健恩心灵
《像我们一样疯狂》美/伊森、沃特斯著，黄晓楠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精神病理学》第3-5页、第2版，许又新著，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像我们一样疯狂》第6页、美/伊森、沃特斯著，黄晓楠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哀伤纳入精神疾病？西方的精神疾病诊断标准，或形成新的殖民主义暴力》陈欣佩编译、心榜
《精神病理学》第2版3页、许又新著，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精神病理学》第2版38页、许又新著，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精神病理学》第2版6页、许又新著，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中国人的情感》第页、美/吕坤维着，谢中垚译，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出版
《中科院心理所韩布新；反思误入歧途的主流心理学》韩布新
《中国“心理热”20年：痛苦的标准化与治疗的全球化》安孟竹著、心榜
《疯癫与文明》法/米歇尔.福柯，三联出版社
本文作者曾红兵：心理咨询师，健恩心灵工作室发起人之一，中国心理学会广东分会注册会员，珠海心理健康促进会会员，珠海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公益咨询师，珠海工会工友驿站兼职咨询师，积极心理学研究员。取向：精神分析（含梦的解析）+后现代心理治疗，诗词与心理。主要辅导方向：神经症性抑郁、焦虑、强迫；婚恋与家庭、亲子关系、心理危机干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