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体系改革要坚持政府主导、公益性主导、医院主导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它与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及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求不适应的矛盾仍然存在。
党的十八大以来，医院的改革发展作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效，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展现出了应对危机的强大能力，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安全屏障。
医疗体系私有化、市场化、商业化的弊端与危害
我国在推进医疗体系改革中，不仅有来自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误导，而且受敌对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干扰。其惯用手法就是像攻击抹黑国有企业一样攻击抹黑医院。
一方面，指责医院服务态度差、效率效益低下、贪污腐败丛生，主张压缩医院规模，医院腾出空间;
另一方面，医院服务质量高、服务态度好、看病效率高，医院。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性爆发，彻底击碎了由新自由主义误导和国内外敌对势力与既得利益集团精心编造的医改骗局，让人民群众清楚看到了医疗体系私有化、市场化、商业化带来的恶果，“宿迁医改模式”就是前车之鉴，教训惨痛。
（一）无法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始终伴随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严重威胁和损害人类健康。所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往往事发突然、初始原因不明、影响广危害大，处置成本高、防治难度大，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政府职责。政府要通过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保护人民身体健康的能力。为了防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人民身体健康的损害，政府要不计成本、不惜代价。
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院是不可能主动承担公益性责任的。因为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医院必然将赚钱盈利作为经营宗旨，资本本性决定了医院公益心和社会责任感淡薄缺失，其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表现就是最好证明。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这次抗疫斗争中，医院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驰援武汉等湖北多地的三百多支医疗队，4.2万医疗卫生人员均来自医院。他们听从党和国家的召唤，成为最美逆行者、抗疫功臣、国家英雄。
没有医院做坚强后盾，很难想象此次抗疫战能取得如此成效。从年非典传染疾病的预防和救治，年汶川大地震的救死扶伤，到新冠病毒的抗击和新冠疫苗的接种，一次又一次证明了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只有政府主导的公益性医院才能义无反顾、听从号令，为国为民分忧担责。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疫情期间一些医院的表现令人惋叹。医院大多不愿承担社会责任、不愿履行医疗职责，纷纷关闭药店、停诊停药，想方设法规避风险，少数医院甚至哄抬药价、借疫情之机牟取暴利，医院就是最好的例证；抗疫一线也少见医院医护人员。
各地医院平时“欣欣向荣”，关键时刻却不能拯救民众于危难，民众对此很不满意。对比疫情面前医院的逆行向前与医院的袖手旁观，如果医疗体系改革不坚持“三个主导”，今后再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仅无法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甚至连所需的“兵马”、“粮草”也很难在短时间内筹齐，处理与应对将极为被动。
以疫情爆发早期的武汉为例，医院家，其中医院96家，医院家，医院占比72.9%。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早期武汉当地医护力量明显不足，不能不说与医院袖手旁观有很大关系。当时有限的公有医疗资源根本无法保证每个病人都能得到及时有效治疗，致使大量病人得不到及时收治，只能在家里自行隔离。这是此次疫情初期防控不力的重要原因和教训之一。
国外抗疫实践也表明，医院私有化很难应对重大疫情。如西班牙为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果断将私有医疗体系“国有化”，把所有私营医疗配置置于国家卫生系统的管理之下（据西班牙《国家报》和《ABC报》年3月16日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电视讲话表示经过这次疫情后，将汲取现在的教训，反省民主国家暴露的缺陷，计划取回民生医疗行业的控制权，将其置于市场规则外。
《纽约时报》报道，医院面临着重要医疗设备的严重短缺，国家危机时刻，靠市场调节物资行不通。意大利国民医疗体系近年来的市场化和隐蔽私有化，加剧了医疗资源分配的两极分化趋势。“富人靠市场，穷人靠国家”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然而，在不得不依赖国民医疗体系的贫困群体中，医疗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现象愈发突出。疫情爆发后，意大利的病死率也是居高不下。，原刊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