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想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门关上，窗帘拉上，灯也关上，让自己陷在黑暗中。我感觉自己发了霉，就像个蘑菇一样。”小L（化名）说。
来英国留学不久后，聂博便发现他的朋友小L有些不对劲。“最初，他只是觉得心情不好，想把自己封闭起来，后来，情况逐渐严重，他开始出现自残行为，手上布满了自己用力咬过的牙印。他还产生过自杀的冲动，想要从阳台跳下去”。
据聂博介绍，小L的抑郁迹象并不是来到英国之后才开始的。小L的家族里曾有人出现过心理方面的问题，童年的成长经历也使他比同龄人更加敏感，易焦虑。在国内的时候，小L就时常出现心情极度低落的情况，但是他从来没有去看过心理医生，家人也没把他的抑郁表现放在心上，只把这些征兆归因于“脾气不好”或者“心情不好”。到了英国，在学业的压力下，他抑郁的症状开始频繁出现并且日益加剧，严重影响了学业和日常生活。在病情最严重的那些日子，他的好朋友聂博一直在他身边陪伴着他。
刚从伦敦大学学院博士毕业的聂博，本科和硕士期间学习的都是心理学，并曾有过在心理咨询中心实习的经历。专业的教育背景让他立即意识到小L的情况属于抑郁症的范畴，也使他能够给予朋友有效的帮助。
“我把他家里的尖锐物品都收了起来，并且让他答应我不要做傻事，如果控制不住想要做什么伤害自己的事，也一定要先给我打一个电话。这是以前上学时老师教过的一个方法：与有自杀倾向的来访者建立某种联系，让他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记挂他，这就像是最后的救命稻草一样。很多抑郁症患者自杀之前都会打最后一通电话，其实就是在寻求帮助，希望有个人把他拉回来，这通电话就是求救信号。有心理学家认为，许多自杀都是在‘最后的呼救’失败后实施的。所以我和他约定，不论多晚都可以打电话给我。”聂博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说，“我第一时间联系了他的家长，然后和他一起联系了学校的心理支持机构，还陪他去看了医生。英国医疗保健系统下的全科医生具备基本的心理诊疗能力。当时全科医生看他情况比较严重，立刻帮我们联系了负责处理自杀/心理危机的专业团队，并给了我们一个24小时有人值守的心理援助热线电话。负责心理干预的团队在24小时内便跟我们取得了联系，通过电话和面谈，他们评估了小L情况的紧急程度，并制定了救助方案。”
外界环境变化和文化差异冲击增加精神疾病发病率
“易善”成员在牛津大学宣传心理健康关怀项目。夏瑾/摄
英国利物浦大学心理学高级讲师瑞卡多·特解若博士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精神疾病很大比例上是一种家族遗传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基因决定的。对于一个有家族精神疾病史的青少年来说，除非他一直被保护得很好，家庭气氛和睦融洽，在学校里不受欺凌，否则很难保证不发病。而留学生中精神疾病发病率很高，很多情况是由外界环境变化和文化差异冲击而产生的心理压力造成的。”
正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翁来逸也曾经历过一段非常自闭的心理低潮期。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当时因为在科研和生活方面都出现了一些不顺利的事，所以我情绪有些波动，但是不知道怎么处理，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心理健康范畴的问题。牛津大学是一个压力非常大的地方，这里有一种精英主义色彩，大家都默认有压力是正常的。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你不会意识到压力是需要处理的，也就会忽略对压力的处理。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身边有一些同学变得很不对劲，才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需要解决。”
从身边同学的例子中，聂博发现，诱发留学生产生心理问题的因素大致可归为三类：一是学业压力；二是和父母的关系；三是和恋人的关系。其中又以学业压力最为常见。“作为留学生，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在各个方面都要重新适应。语言本身就是一大挑战，上课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听不懂的情况，和周围同学交流的时候也可能会出现语言障碍。如果周围有其他中国同学可能还好些，如果是孤立无援，那么面对的压力就更大。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焦虑，变得孤僻和自闭，从而进一步诱发抑郁”。
与家庭的矛盾和沟通不良也是留学生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因为离得远又有时差，与家人的沟通很容易出现问题。对于我们在国外遇到的一些问题，家长只能基于国内的环境和自己的人生经验给予建议，而这些建议往往无法适用于国外的实际情况。我们会觉得家长在乱指挥，家长会抱怨我们不听话。久而久之，隔阂就会越来越深，沟通的时候也很容易吵架”。
此外，失恋也是引起情绪波动的重要因素。“大部分留学生，尤其是硕士和博士留学生，都是成年人，情感是他们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内容，然而未来的不确定性，使他们的情感变数很大，因此失恋的情况时有发生。”聂博说。
每个人都需要得到关爱和肯定
牛津大学中国留学生社团活动。陶贝茜/摄
聂博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介绍说，为及时解决在校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英国各大院校都配备提供心理支持的咨询人员或团队，机构成员大致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本校心理系的老师，另一部分是与校方合作的专业心理咨询师。当学生发现自己心理出现异常时，可以跟本校专业的辅导员求助，并与心理援助机构联系，寻求帮助。
翁来逸所在的牛津大学也有这样一个心理援助机构，是由校方设立的心理辅导中心。翁来逸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牛津大学心理辅导中心为学生提供的心理辅导服务，其目的是对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评估和疏导，以防心理健康问题进一步加深。该中心设有医疗顾问和心理医生，但它所提供的心理辅导服务并不属于临床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范畴。当辅导中心的老师发现某个学生的状况无法通过心理辅导来缓解，而可能需要临床心理治疗和药物干预时，就会根据学生意愿或将该学生的病历移交给更专业的心理医疗部门来进一步诊断和评估。
牛津大学植物科学系的娄琦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心理辅导服务机构还设立了“同伴支持互助计划”，从学生中招募志愿者，对他们进行相关培训，让他们也参与到心理辅导团队中，帮助有需要的同学。
娄琦就是“同伴支持互助计划”里的一名志愿者。成为志愿者之前，她经历了长达一个学期的培训，每个星期要花两个下午的时间，与其他志愿者一起参加集体培训。培训是互动式的，主要是通过情境模拟训练来让志愿者更好地理解和处理各种情绪，掌握沟通的技巧。“比如说我们需要了解，在特定的情况下，一般人会产生怎样的情绪，我们要如何处理这种情绪，如何向对方提问，以及应该以什么样的角色和姿态进行沟通和交流等”。
娄琦说，其实学校并不希望作为志愿者的学生们承担太多责任，志愿者起到的更多是桥梁的作用，将那些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和专业的心理辅导老师连接起来。与其他志愿者一样，她每星期在一个小教室里“坐班”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坐班”的时间和地点会通过邮件发送给所有的学生。“如果有同学需要心理帮助，就可以直接来这个教室找我，当然他们也可以直接去学校的心理辅导中心找专业的心理辅导老师”。
娄琦已经在“同伴支持互助计划”里服务了两个学期，这期间她发现中国学生大多比较含蓄，特别是有心理障碍的学生，基本不会主动和别人谈论自己的心理问题。通过教务老师提供的信息以及从其他同学那里了解的情况，她会获悉某位同学可能在情绪上出现了状况，然后主动给对方发邮件，约聊天。“这里的每个同学学业压力都很大，这是大环境造成的。当课业压力过大时，或者说，当发现现实和预期有一定差距时，有的人就有可能产生逃避心理，变得情绪低落，不愿意社交，久而久之就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其实，每个人都需要得到关爱和肯定，因为在一个充满竞争和压力的地方，缺乏关爱和肯定就很容易产生自我否定的情绪。所以在交流中我也会尽量地去鼓励和肯定对方”。
娄琦帮助过两个有心理问题的同学，她会主动地去接触对方，时不时地询问一下对方的近况，默默地给对方一些暗示和引导，帮助对方疏导压力。“当他们愿意跟你聊天的时候，一定是他们状态还不错的时候，这时就一定要把握机会多跟他们聊聊，多鼓励，让他们感受到关爱和肯定。当我们发现病情比较严重，无法处理的时候，就要反映给专业的心理老师”。
文化和语言问题导致中国留学生难以得到相应的心理支持
娄琦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牛津大学有五六百名学生心理支持志愿者，但是中国学生志愿者却只有3人，相比大约人的中国留学生数量，这个比例显得非常之低。牛津大学心理辅导中心发现，不仅中国志愿者在总志愿者中比例极低，而且中国留学生使用心理辅导服务的比例也非常低。对此，牛津大学心理辅导中心负责人也表示非常疑惑，“为什么中国留学生不使用心理辅导服务，是因为他们心理状况都很好，还是存在别的情况？”
在注意到自己和身边的同学都出现过程度或轻或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后，在几位同学的建议下，翁来逸和他所在的由牛津大学中国留学生创办的“易善”华人学生公益社团里的成员们决定，由“易善”出面，筹备一个针对牛津大学中国留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长期“心理健康关怀项目”。他们首先参考了英国慈善组织关于心理健康问题的调查问卷，设计了一份适用于牛津大学中国留学生的中文心理调查问卷，目的是要了解中国留学生对心理健康了解程度、态度和需求。在收集和总结了份调查问卷后，“易善”的成员们认为，中国留学生之所以很少主动寻求心理帮助，可能是因为：一来他们对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的基础性知识缺乏了解；二来对心理咨询的形式心存顾虑，对向陌生人说起心理和情绪问题感到不适应；三来由于校方心理支持服务只有英文的选项，因此可能存在一定的语言障碍。
于是翁来逸代表“易善”社团带着调查结果和牛津大学心理辅导中心进行了一次交流，希望牛津大学心理辅导中心可以招募更多的中国学生加入他们的“同伴支持互助计划”志愿者团队，既可以增加志愿者群体的总数量，也可以增加志愿者群体里说中文的学生的数量。“这样的话，当一个中国学生在需要心理帮助的时候，他就可以选择用中文服务的志愿者，用母语来进行交流。因为心理咨询类的交流措辞本来就比较微妙，如果还要转换成英语，对于去寻求帮助的同学来说，可能就会多一层额外的负担”。
牛津大学心理辅导中心对“易善”的提议表示出极大的兴趣，通过这份调查问卷，心理辅导中心也从侧面印证了他们的猜测——可能正是出于一些文化和语言上的差异，导致了中国留学生的心理支持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翁来逸告诉记者，经过数次沟通和协商，牛津大学心理辅导中心已经同意了“易善”的建议，将与“易善”合作，尝试招募更多的中国留学生加入到“同伴支持互助计划”的志愿者群。同时“易善”也会通过一系列举措在中国留学生中间加强关于心理健康的宣传，例如举办心理健康知识普及类的讲座和减压型社交活动。“易善”投身于“心理健康关怀项目”的初衷是希望让中国学生意识到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性，调节自身心理状态以充分享受大学生活带来的机会和挑战。对于尚有余力的同学，“易善”更鼓励其投身到“同伴支持互助计划”的志愿者工作中，去帮助身边有需要的同学。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药物测试后，小L的心理医生终于为小L找到了适合他的抗抑郁药物，不过，由于抑郁症的治疗需要心理疏导和药物同时进行，而小L用英语无法与心理医生进行深入沟通，尽管药物对他的症状起到了一定的控制作用，但整体疗效却仍不尽如人意。于是，学校给小L批准了一个学期的病假，让他先回国治疗。回到国内后，小L一边进行心理咨询，一边继续服用药物，半年后，他的病情有了明显好转。小L所在专业的一位老师很善解人意地安慰和鼓励他，“你不要着急，要慢慢来。不要以为抑郁症是很容易治愈的病，可能会比你预想的时间还要久。”这位老师恰巧也曾患过郁症，并且持续治疗了10年之久，最终战胜了抑郁症。老师说，“只要按照医生的嘱咐，按时吃药，抑郁症患者也可以和普通人一样，进行正常的社会活动，实现自己的社会功能。”